美美与共话世遗 ——访谈中国世界遗产专家吕舟

　　保护世界遗产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对话、美美与共的平台，也是一个不断激发创造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进步过程。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8月09日 第11 版）记者 齐 欣

　　图为2017年中国承担的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修复项目，正在修复位于须弥台上的中央主塔。

　　2007年，中国邀请各国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召开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图为吕舟在福州大会的论坛上发言，介绍北京历史名城保护的思路与实践。

　　吕 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也是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他主持了鼓浪屿申遗文本的编制，现在则承担北京中轴线申遗的工作。在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吕舟曾组织了中非合作边会；在此次福州举办的第44届大会上，除继续举办“分享与保护：中非世界遗产申报筹备经验交流”边会外，他还参与和筹备了“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和“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图为在第二届双墙对话研讨会期间，中外专家考察金山岭长城。

　　　虚心学习 积极实践

记者：2017年至2021年，是中国第四个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任期。现在来回顾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尤其是文化遗产领域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发展进程中团结、合作、贡献的重要。

　　吕舟：中国在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无疑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项事务、融入国际遗产保护运动的起点。1987年，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莫高窟、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即派专家组前来考察，对中国6处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状况做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

　　记者：我专门去查了当时的记录。中国在第一次申报时提交了最引以自豪的代表作。6项中的5项都符合了世界遗产价值的第（i）项标准——“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这在当今已是极难出现的盛况。应当说，这也激发了国际社会共通的兴奋和注意力，加速了中外积极合作期的到来。

　　吕舟：是的。当时来华的专家组中就包括了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前任总干事B·M·费尔顿和时任该中心遗址部负责人J·尤吉莱多。尽管中国当时还不是该组织成员，但该中心已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大利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奖学金项目和中国建立起联系，资助中国学者参加历史建筑保护的培训课程。许多早期参加培训的学者都为推动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做了重要工作。例如清华大学的陈志华教授就是最早向中国介绍《威尼斯宪章》等国际文献、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引入中国的学者。

　　记者：随着中国项目出现在《世界遗产名录》中，越来越多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有着先行经验的国家开始与中国展开合作。应该说，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是中国向世界各国虚心学习、共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阶段。

　　吕舟：当时中国在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技术上都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1989年，意大利政府与中方合作在陕西西安建立了西安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国内技术力量最强的文物保护专业机构。德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的合作，极大地提高了出土文物的保护水平，比如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棘手的兵马俑色彩保护难题。日本通过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和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参与了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的保护工作，并通过信托基金支持了包括西安大明宫遗址、交河故城等保护项目。应当说，这些合作促进了中国的世界遗产和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

　　记者：随后出现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可以看做是保护理念从文物保护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国在文化遗产领域视野不断开拓、融入遗产保护国际语境的标志。

　　吕舟：1997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开始组织编写《中国文物保护纲要》。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与中方合作并提供了相关支持。由于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制定的《巴拉宪章》当时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也被邀请参与《中国文物保护纲要》的合作。

　　2000年，这一项目最终在河北承德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委员会的审议，正式发布时定名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以下简称“准则”）。这一“准则”成为衡量中国文物保护的行业标准。“准则”在中国文物保护界的推广，使保护观念趋于一致，把中国文物保护观念与世界遗产的保护原则相融合，使中国的文物保护进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语境当中。

　　记者：但是并没有简单地照抄国外经验对不？

　　吕舟：“准则”本身是对中国文物保护实践的总结，有着基于中国实践提炼的经验和原则。在保护原则上它与《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相贯通，同时用《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现代主义文物保护理念对中国的保护原则进行了阐释。“准则”中提出的文物古迹保护程序，促使中国文物保护更加科学化。比如“准则”强调了调查、评估和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在2004年以后的一个时期中，规划被作为文物保护相关工作的前置程序。规划强调保护对象的价值研究和现状评估，这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物界对保护对象的整体研究，也促进了对原有价值认知体系进行反思和重新构建。对保护对象的价值研究则改进了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工作，提高了申报文件的水平。

　　记者：这种国际合作成果，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遗产保护进程吗？

　　吕舟：1997年，丽江和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次申报“活态”化的遗产项目。尽管从1982年起中国就开始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但在城镇类保护中仍侧重于其物质形态和风貌，在协调当代生活与物质形态保护方面一直存在矛盾。丽江和平遥的世界遗产保护过程，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保护这样的历史城镇所承载的整体文化。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在丽江召开了第五届亚太地区文化遗产管理年会。有来自20个国家的近300位代表参加。4个世界遗产城市和4个非世界遗产的历史城市交流了保护管理工作的经验。会议分别讨论了遗产城市争取各种财政资源、发展能够支持遗产保护的经济、提高各利益相关方参与遗产保护的能力、促进各利益相关方参与遗产保护并分享利益等内容。会议最后将这4个财政、经济、培训和能力建设及合作的模式，并称为“丽江模式”，随后在遗产城市保护管理中进行推广。

　　“丽江模式”涉及了利益相关者的问题，提出了遗产保护利益分享的问题，这些在当时中国文物保护领域都是新观念。丽江在保护管理过程中践行了“丽江模式”并对过程中的成果和问题进行了总结。今天丽江的保护管理中仍然可以看到“丽江模式”的影响。

　　自觉自立 平等回馈

　　记者：2004年，在江苏苏州召开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引发了中国对世界遗产的社会性关注。自1985年加入“公约”后，中国在1991年至1997年首次当选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随后在1999年至2005年第二次当选。主办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则被视为中国对世界遗产事务的一次深度参与，反映了中国经过近20年世界遗产保护实践，在这一领域及相关国际合作方面的进步。也就是说，开始逐步有了独立的“声音”。

　　吕舟：我亲身经历了那次年度大会的全过程。基于对当时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理解以及对建立平衡的《世界遗产名录》诉求的认知，中国在大会上提出了鼓励自然及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的申报方案，推动大会对《凯恩斯决议》进行修订，通过了《苏州-凯恩斯决议》，从限制缔约国每年只能申报一处世界遗产，调整为缔约国一年可以申报两处世界遗产、但其中至少一处是自然或混合遗产。这是一项促进建立更为平衡的《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努力。

　　在大会上，中国还提出建立一个亚太地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培训机构，以响应全球战略中关于能力建设的要求。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和研究中心”现在已经成为与世界遗产相关的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中最为活跃的机构之一。

　　记者：从那时起，中国不仅只作为多边合作受益者出现，也开始成为这种多边合作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吕舟：这方面有许多重要的事例——中国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的申报工作，并在丝绸之路跨国申报协调委员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合作促进了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促进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申报工作。到2019年，已有14个国家加入丝绸之路跨国申报协调委员会，多组丝绸之路的廊道项目正在进行申报准备。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申遗之后的合作工作则转向保护、管理方面，这意味着合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与此同时，中国更参与、推动了南亚廊道、万里茶道（穿越中国、蒙古、俄罗斯的茶叶贸易之路）的遗产研究、辨识和申报准备工作。

　　中国在自身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对周边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援助，这种援助涉及到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和尼泊尔等国家。

　　2015年尼泊尔遭受严重地震灾害，加德满都谷地世界遗产所涉及的多组重要建筑遭受严重破坏。中国政府承担了对受损严重的“九层神庙”的保护修复项目。尼泊尔传统建筑有自己独特的结构体系，尼泊尔政府和专家强烈希望采用当地传统技艺对损坏的建筑进行修复。通过与尼泊尔当地工匠、保护专家和国际专家的交流，中国专家最终开发了一套基于尼泊尔当地传统技术，通过局部补强改善原有结构整体性、增强抗震能力的技术方案。在修复过程中，不仅使尼泊尔的重要遗产得到了修复，也为当地培养、锻炼了一批本国工匠。

　　记者：此时，中国已经在参与保护世界遗产的国际合作中，进一步从参与者变成了组织者和协调者。这在此次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中国确实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吕舟：2017年至2021年，是中国第四个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任期。在这个任期内，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世界遗产事务，参与世界遗产机制改革。2017年中国和印度成为柬埔寨柏威夏寺保护项目国际合作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将在柏威夏寺的修复中邀请更多的国家和专业技术团队进行合作。2018年，在世界遗产中心的支持下启动了中非世界遗产领域合作项目，中国在能力建设、世界遗产预备清单及遗产价值评估等方面与非洲地区缔约国展开更广泛和深入的合作。在此次福州举办的大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和东道国，促进各缔约国、委员会成员国、咨询机构之间的交流对话；通过组织青年论坛、管理者论坛及多个“边会”活动，展现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水平，展现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作为工作组主席，中国也促进了对《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重大修订。

　　记者：此次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重申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加强在环境、经济、促进公正、和平和建设包容性社会等可持续发展不同领域的全球合作，您对此如何评价？

　　吕舟：《福州宣言》是中国作为主席国进行主要推动、与国际专家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协商形成的方向性文件。

　　《福州宣言》针对今天世界遗产面临的挑战，强调团结合作，强调对非洲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强调多层级的遗产保护教育，强调为后代维续一个更可持续、更美好的世界。这充分体现出：保护世界遗产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对话、美美与共的平台，也是一个不断激发人们创造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国通过世界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学习其他国家的保护经验，提升自己的保护水平；同时更积极地参与到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国际合作中。这种合作有助于人类共同面对各种挑战，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愿意更多地推动这种交流、对话和合作。

　　链接

　　《福州宣言》

　　刚刚结束的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通过了《福州宣言》。宣言中突出强调了人类命运与共、全球合作、文化与自然遗产相互关联的重要理念。

　　充分赞赏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所取得的显著进展，认为其通过推动相互尊重文化特性和理解多样性文化表现形式，促进了不同文明间交流与国际理解，为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重申须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理念，加强在环境、经济、促进公正、和平和建设包容性社会等可持续发展不同领域的全球合作，将其与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有机融合，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赞赏《2012—2022年<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战略行动计划》的重要性及其提出的6项重要目标和17项优先事项，以及世界遗产委员会和缔约国通过秉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开展持续对话互动、专业交流、知识信息共享，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在《公约》实施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

　　呼吁国际社会更紧密合作，开展针对性研究和规划，推动实现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同时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多边主义框架内应对世界遗产面临的挑战，发现新机遇。

　　敦促学术界、民间社团和社区更广泛地参与，大力加强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之间的联系，以落实《2015年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政策》提出的使世界遗产保护惠及所有人的目标。

　　——摘自《福州宣言》

　　延伸阅读

　　吴哥国际保护行动

　　1989年中国开始参加柬埔寨吴哥窟的保护项目，承担了周萨神庙的保护修复工程。

　　在参与这一国际保护行动的初期，中国的援助团队还在向他国同行学习，实践一些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在周萨神庙的保护修复中，就可明显看到对《威尼斯宪章》原则的实践痕迹。但到了2010年，中国的遗产保护专家开始对吴哥茶胶寺修复时，就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最小干预”保护特征的针对性保护体系。比如在维修中采用拉杆技术方法，在不损害原有石构件基础上对茶胶寺塌毁的部分进行修复。这一方法在经过与吴哥国际修复专家委员会讨论、“碰撞”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延伸阅读

　　《北京文件》的诞生

　　2006年开始，北京对故宫、天坛、颐和园等世界遗产和北海等重要历史古迹进行了保护修缮。这些修缮过程引起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注意，并要求中国在2007年召开一次针对这些保护工作的国际研讨会。

　　2007年中国邀请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国际机构以及各国世界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在北京召开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这是一次重要的遗产保护观念研讨会，是《奈良真实性文件》之后关于遗产真实性、物质遗产保护、传统技艺传承科学性等多个重大问题最为重要的国际讨论之一。会议通过的《北京文件》，对真实性、完整性原则，文化多样性与保护过程，档案记录与信息资料，保护和维修，木结构油饰彩画的表面处理，重建、管理、展陈和培训等多方面内容做出了表述。这也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世界遗产保护观念的一次重要交流和对话。

　　延伸阅读

　　距今约2000年前后，在相隔万里的古代中国和古罗马分别修建了长城和罗马边墙，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2018年3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英格兰遗产委员会、哈德良长城世界遗产合作委员会在英国共同主办了第一届“双墙对话——中国长城与英国哈德良长城保护管理研讨会”。2019年11月，“第二届双墙对话研讨会暨长城保护联盟第二届年会”在河北省金山岭长城风景区召开。来自中国长城沿线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5名代表、来自英国哈德良长城各保护管理研究机构的15名英方代表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等参加了会议。